南昌月池熊氏“教授村”之形成探因

时间:2012-05-16 13:21:31 点击:

“家族聚集性”高知人才衍生个案研究

——南昌月池熊氏“教授村”之形成探因

 熊大材  熊江鹏

 

    内容摘要:一个远离城市的小村庄,在近百年的时间里,竟然涌现出300余名教授、副教授,成为当地闻名的教授村,并被当地政府树为榜样。其原因到底何在?本文用第一手资料,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成因与缘由。

 

    关键词:南昌   熊氏  教授村  成因

 

    江西南昌西南方向约40公里,位于南昌县冈上乡(镇)境内,有一个方圆数十亩的熊氏小村庄,自其肇始先祖熊世昌生养繁衍迄今200余年,据有关资料统计,全村1780余人口中,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605人,已获技术职称“副高”以上者竟达300余人,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7%——20%左右。在这些人员中,有中科院院士一人(熊大闰,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,博导,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),国家级勘察大师一人(熊大阅,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,1989年被评为首届国家级勘察大师,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),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一人(熊光楷,副总参谋长),博士生、硕士生导师多人(如熊光楞,清华大学教授,博导;熊光明,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,博导),以及众多的教授、副教授。这样便自然形成了一个“教授村”,人们一时传为美谈。中共南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为弘扬“尚学重教”之传统,践行“科教兴国”之战略,2002年7月决定,在熊氏村前树立“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碑”,并镌刻碑铭,用以激励后人;另拟逐步引进资金将其开发为南昌文化旅游景观亮点。此一全国罕见的高级人才聚生奇迹及其独特文化现象,遂引起省市新闻媒体的浓厚兴趣与密切关注,《江西日报》、《江南都市报》、《南昌晚报》等报刊先后刊出多篇文章予以报道宣传。社会公众在惊讶争说之际,不禁发问:“一个小小乡镇农村何以会涌出300余名教授、副教授?”“农田里何以会形成一个教授村?”

 

秉承家训——“得读书”

    南昌月池熊氏“教授村”坐落于南昌县西南边陲冈上乡(镇),因村前池塘状似半月而得名;又因为该村当年所居住者全为熊氏族人,也被称为“月池熊家”。

熊氏先祖于明末清初由新建迁徙来此。据有关文字记载,最早的月池熊家先人熊才焕大约生活在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(约1720——1820)。他是位监生,终生未得功名。其子熊世昌,号茝香(1786——1864),早年曾读书应试,但蹭蹬三十余年,依然是连连失意,连秀才也未取得,只好离村出外以做私塾教师为业。此时熊家既无家财,也无地位。世昌虽然家贫,幸有勤于妇职又识大体、相濡以沫的贤妻吴氏得力内助,勉强维持全家老少十余口生计。世昌胸怀坦荡,目光远大。“自少壮及老,嗜读书。尝手持一编,坐檐下,陈雪压屋将圮,犹展颂不绝。”①

    作为一个乡村私塾教师,熊世昌熟读儒家经典,安贫乐道,恰如孔子弟子颜回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致其乐”。②在他身上显示了封建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——笃信好学,穷而益坚,勤奋自立,积善修德。然而,作为知书识礼却一生潦倒的穷书生,他比一般士子众民更为关注子孙后代的命运,关注家庭社会的浮沉。他心里明白福、禄、寿不可强求;但他也深谙人不可无“志”,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、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,男儿志在四方,人要自立自强。可是,立志成才,首要前提自然必须识字读书,文盲是贫、愚、苦的渊薮,不可能圆美好理想之梦。

    晚年的世昌在历经人间沧桑后,曾召集三个儿子谆谆嘱咐:“将来每房(每家)中,至少得有一人读书!”作为一个穷书生,这内中难免没有他的憧憬着的梦:“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而这听来极为寻常的一句家常话,却象金科玉律般深深铭刻在子孙后人的心底,成为了世代相传的“家训”——“得读书”。

    世昌有三个儿子,即永和、论和、谏和,由于家境贫寒,他们并未读多少书,年轻时均以小本从商服贾。其间,因一件经济诉讼案而深深震撼了众人的心灵。世昌的二儿子论和,在江西宁都县黄坡开了一爿“潭湖熊家典当铺”。一次,因对方横蛮无理引起业务纠纷,遂与当地一士绅对簿公堂。而参与讼案的对方却是在当地颇有势力的一个官绅。开庭之时,士绅昂立在堂,县官却声色俱厉,要论和跪下。结果,官司自然最终是以败诉告终。论和羞愧交加,愤而返乡,不久便大病一场去世。论和之死,熊氏家人无不悲痛万分,更使他们清楚认识到,象他们这样市井小民家庭,即使经商能够发财致富,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;在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封建时代,只有让子孙们读书立志,走“学而优则仕”之途,方能从根本上提升其家族的名望与地位。

     论和死后,其弟谏和(号筱香)继而改营茶盐业务。他睿智机敏,充分发挥了善于经营管理的聪明才干,未久熊氏家族产业日益趋向兴隆,经济状况与家族地位也相应得到提升。于是他便遵奉先父世昌的遗愿,让“三大房”中每房的长子都专心致志读书求学,不再从事产业经营及其他活计。谏和晚年让贤,将家族产业商务交由侄儿禧祖(永和之子)掌管,使整个家族经济状况节节上升而臻于殷富。

    禧祖(字羽仪)考虑到已经拥有让子孙们专心攻读入仕的财力,便决定设立“心远堂”专项教育基金,每年抽取部分家族公产的盈利,以“心远奖学金”名义来奖励读书求学有成的家族子弟——“凡族之子弟,为郡邑学官弟子员,或领乡荐,及成进士者,皆得分享。盖所以资孤寒,助膏火,使颖敏有志者成业,易于造就,以至于无穷也。”③

    “心远奖学金”主要经济来源是开办于汉口的“信昌盐号”,每年约有二千银的收入。其奖金分等级设立:中举人可得七百银,中进士可得三千银,生员(秀才)、贡生等也有一定数额的奖励。与此同时,还不惜重金,从外地购置了大量文献典籍。诸如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。相应又建立起了专供阅览查看的“读书楼”(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)。从此,熊氏子弟读书求学蔚然成风,这种风气又由熊氏子弟扩散影响到女性族人,后来甚至连嫁进熊家的媳妇也都要求读书学文化。熊光楷(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,上将军衔,兼职北大、清华等多所高校教授)说他的“祖母就是过门之后,通过读书学到了中等师范的水平。我小时侯就是祖母调教的,她是我的启蒙老师。”④

    由此可见,从肇始先祖熊世昌的“将来每房中至少得有一人读书”的“家训”,到后来熊氏经商致富后议决设立“心远堂”教育基金及实行“心远奖学金”制度,到兴建读书楼与购置大批古典丛书等等,这一系列有力举措,无疑为“教授村”的孕育成长奠定了牢固扎实的基础。

倾力办学——创“心远”

    熊氏家族重视子弟求学的初衷,是企望通过科举而晋身官场,光耀门第。但当时正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急剧衰败的末期,国内危机四伏,朝廷腐败无能,科举制度已经步入穷途末路;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蚕食鲸吞,民族存亡危机日益加剧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的失败,更使无数中国人感到了切肤之痛,许多有识之士在惨痛现实面前认识到:中国再这样因循守旧下去必将亡国无疑。一时间,救国图存、变法维新、改革封建制度的呼声和群众运动不断高涨。清廷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明令废除科举,改试策论。

    新的时代需要具有新的知识眼光和卓越才智的“带头”人物出现。在戊戌前后中国涌现的大批倡导变法维新的人士中,严复是较早也是最具先进性的一个。当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儒学包裹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帝的时候,严复却竭力翻译并介绍西方学说,企望把西方的“物竟天择,适者生存”的进化论精神输入中国,振兴古邦。严复认为,中国要变法图强,关键在于用西学去改变并充实人们的头脑,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。为此,严复于1896—1908年间,先后翻译了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学肄言》等等一系列西方学术名著,向国人引介西学,成为了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第一人。与此同时,严复又倡导用西方科学思想来改革中国教育。他认为,“吾国教育,自三育而言,则偏于德育,而体智二育太少”,“自物理、美术而言,则偏于艺事,短于物理”。因而主张“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”。⑤他认为自然科学“有疗贫起弱之实力,能破旧学之枸挛,而其于图新也审,则相会中国之幸福矣。”⑥这些观点构成严复“教育救国”论的主要内容。

    熊氏族人谏和(筱香)的孙辈育钖、元锷(育锷),对严复的改革言论和各种译作,深受震动,十分折服,对其论著爱不释手,“凡所著述罔不窥其堂奥”。由于心驰神往已久,元锷遂于1901年专程赴上海拜谒严复先生,欲执弟子礼。严复叩其学问,相得甚欢,欣然收为门生。元锷自沪返赣后,同育  多番商讨,“憬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,西洋学问之可贵”。在征得熊氏族人之应允同意后,乃于1901年启动“心远堂教育基金”,在先已创办“心远小学”的基础上,新开设“乐群英文学堂”——江西最早的一所专修西方文化的新型中学校。1903年改名“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”,不久又更名“心远中学堂”,1911年定名“心远中学校”此后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。由于痛感江西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设置,1922年又毅然在心远中学基础上开办了私立综合性大学——心远大学,一时颇有成效,并有一期文科毕业生。后终因经费无着等缘由于1927年停办。按照《心远奖学金》有关规章细则,月池熊氏子弟进入心远中学享受义务教育,免交一切费用,而且若德、智、体等诸项成绩优良者,尚有相应奖励。这样,半个多世纪以来,月池熊氏后裔子孙,不分男女,除少数因故者外,一般都在心远学校(小学、中学)读书受教育,这便为尔后“教授村”的形成犹如建造金字塔而夯实了座基。

    熊氏族人创办的这所心远中学,虽然名曰“英文学堂”、“英文学塾”,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理工科人才为主的综合性中等学校。在教学课程安排上,除开设国文、历史及英文外,还有算学、物理、化学以及西洋史地、体育等课程,这在当时是颇有特色的。据1935年出版《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》记载,江西“其时各校科目不甚完备,除心远注重英算外,余多注重经学国文。”

    清代末年,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中学堂,其成效名声卓著者,为天津的南开,长沙的明德和南昌的心远。三所学校中,心远创办于1901年最早,南开、明德分别成立于1904年和1903年。这三所学校后被赞誉为“中国三大私立新校”,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“里程牌”的意义。而心远以其顺应时代的办学宗旨,新颖的课程内容,以及高质量的办学水平,赢得了国内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称赞。

    为了提高英文的教学,1903年熊元锷专程赴北京拜访严复,欢会之际,陈述有感于“吾国之习英文者曰众,然学者每苦其(文)法之难通,求之于浅,又罕能解其惑而厌其意”。⑦于是乃敦请严复先生编写一本专门介绍英文语法特点的著作,以解众多修习英文者的困惑。元锷的建议深合严复心意,未久他撰成《英文汉诂》一书,于1904的出版。该书先后再版二十余次,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遗憾的是,元锷竟于1906年3月突然病故,年仅二十七岁。嗣后十多年内,心远中学几经更名,而熊育钖一直任主持校长。

    熊育钖主持心远中学后,明确提出以严复教育思想为学校办学指针,并竭力在办学实践过程中一一加以施行。

    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是解决好师资问题,“名师出高徒”。为此,他长心远中学后,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来校任教。大约在1910年前,通过严复的引荐,聘得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李岭、陈持正来校,分别担任三角、几何及英语课程的教学。此后又陆续想方设法请来有关各科的优秀人才来任教,例如国内外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驌、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、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以及著名学者王易、欧阳祖经等等,使心远中学的教学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当时的中学为四年制,学生读书升到三、四年级,其物理、化学、数学及外国史地课本,一律采用西文原版教材,某些课程甚至是用美国大学一、二年级的教材,其水准要求之高由此可窥一斑。

作者:佚名 来源:不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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